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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元赌资“逼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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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5 来源:中山商报 2010-10-15 第 1875 期 A4版 【收藏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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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众人眼里的“老实人”,一个被认为四处惹事的“泼皮”。因1 元的赌资差额,“泼皮”寻衅并敲诈“老实人”5000元,“老实人”怒从心头起,动刀将“泼皮”杀死。 10月12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现代版的“杨志杀泼皮牛二”事件,但判决还有待时日。普通百姓如果遇上了一个蛮不讲理的无赖纠缠,该如何应对,引发了不同的争议。
■案情回放 男子捅死老乡 按照被告人苗辉煌的供述,事发今年6月14日晚。当时,苗辉煌和被害人李华农还有其他几个湖南老乡,在西区长洲一士多店内打牌,赌点小钱。打完牌结账,李华农说输给苗辉煌10元,苗辉煌说是11元。最后确认是11元。李华农就掏出1元钱扔地上。苗辉煌表示那1元不要了。李华农说:“你认为我在乎那1元钱?” 接着,李华农又找出一个理由,称苗辉煌曾经说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苗辉煌否认,并找来老乡作证。但李华农还是坚持苗辉煌说了,要他拿出5000元钱作为赔偿。 当晚10:30分左右,他们把争执移到士多店旁边的一个草坪上继续。多名湖南老乡一同过去,并劝解李华农没有必要这样做,大家都是老乡,但李华农不听劝。 迫于李华农的压力,苗辉煌还是向李华农赔了礼道了歉,并在旁边其他老乡的劝导下,给李华农买了王老吉喝,还提出请他去吃夜宵。但李华农毫不松口,声称不给钱就“搞死”苗辉煌,并当着大家的面,用免提方式打了个电话,要电话那头的人“带六七个人过来,还要带上刀。” 时间到了6月15日凌晨3点,无奈之下,苗辉煌回到自出租屋,准备向同住的姐夫借钱,可是姐夫不在家。苗辉煌就在自己床单下拿出仅有的200元钱,同时,还拿上了一把刀。 回到李华农所在的草坪,苗辉煌连同身上100元钱在内,递给李华农300元钱,其余的钱,第二天再借来给他。李华农把钱摔到地上,又拿出电话准备打。苗辉煌就伸手去拿手机,准备阻止他打电话。谁知李华农顺手给了他一耳光。苗辉煌于是拿出了别在腰上的刀乱捅,两人扭打在一起。后来经在场的两个老乡和士多店的老板拉开,苗辉煌就走了。然后,苗辉煌回到湖南老家,并在一个亲戚的陪同下,到当地的公安部门自首。 而李华农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庭审现场 多位证人指出死者是无赖 庭审时,公诉人宣读了10位证人的证词,其中有多位证人提到李华农是一个时常从事敲诈行为的人,其惯常的做法是,到中山车站寻人敲诈;以买到假烟为由敲诈小商店;乘坐摩的趁转弯时故意跳下来,然后敲诈摩的司机;打牌时,看见谁身上有钱,便强拿硬要等等。 对于事发当天的经过,多位目击的老乡也认为理屈在李华农,是他存心找茬、惹事。 虽然公诉人也认为,李华农的敲诈行为对于导致本案有过错,但提出,既然李华农没有控制苗辉煌,他完全可以选择离开。但是苗辉煌回应说:“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 在苗辉煌眼中,李华农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人,外面有很多朋友,常常邀约一帮朋友四处惹事。 ■争议焦点 对砍了30多刀的不同解读 苗辉煌的辩护律师罗金良认同公诉人对于苗辉煌故意伤害罪的指控,然后,罗金良引用本案证人的证言说明,被告人苗辉煌是一个为人谦和的人。据罗金良介绍,苗辉煌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在家乡做过代课教师,还写得一手好字。从履历上看,他在家乡和中山都做过派出所的治安员,算得上一个清白的人。 至于导致如此一宗凶案,罗金良将其归咎于“激情所致”。他认为,在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内,苗辉煌尽管自己没有任何过失,但说尽了小话,做尽了矮人,目的就在于息事宁人。但李华农毫不领情,不知道见好就收。可见苗辉煌是在极度屈辱的情况下,才失去理智,对李华农捅了30多刀,这已经超出了杀人或伤人所必要的限度,是一种情绪过分压抑后的总爆发。 再加上苗辉煌的自首情节,罗金良请求法院从轻判处苗辉煌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诉人则认为,面对一个赤手空拳者,捅刺30多刀,这反映出苗辉煌行为的恶劣和手段的残忍。她赞同根据苗辉煌的自首情节和李华农的过错给予苗辉煌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强调这种从轻或减轻必须在一定限度之内。 (文中苗辉煌、李华农均为化名)
案件3人谈 面对泼皮,是惹还是躲? 那么,案件中苗辉煌如何应对李华农才是“恰当”的?记者对律师和社会学者进行采访,也有不同答案。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科系主任蒋先进认为,遇到无赖,首要的选择是逃避,惹不起就要躲得起。其次,可以选择报警,警方会及时制止李华农的敲诈行为。 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董良启认为,蒋先进的建议虽然合法合理,但几乎无效。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报警也不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李华农的行为,警方不可能给予严厉的处罚,一旦他脱离警方的控制,很可能他会将对苗辉煌的“索赔”金额提高到1万元甚至更高。 董良启看来,此案是《水浒传》中杨志卖刀的再版。对于“泼皮牛二”,法律无法约束,道德也约束不了。这是法律和道德的共同难题。 蒋先进补充,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从更广阔的社会资源中寻找解决途径,比如通过李华农们所在的居委会、工作单位,或其父母等对其有一定约束力的人或单位,让其行为有所忌惮,可一定程度上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 董良启的同事宁淑娟律师的观点是,该类案件引发了一个思考:社会急需“建立轻伤害案件快速处理机制”,来处理普通人被无理纠缠的事情。要确立轻伤害案件的自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赋予公安部门对刑事案件的调解权,推动社区参与教育监督,既能体现了刑事法律关系中的人文关怀,又能及时对被告人实施教育改造,消除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和仇恨,避免重伤害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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